[社会评论]政治改革是遏制权力腐败的有效办法

社会上存在不公平事件，存在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必然会导致极端情绪出现，而极端情绪是社会安全的极大隐患。在建立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之际，不能忽视人类文明的共性，传统的维稳模式，耗费人力资源成本多，社会美誉度低已要求做出改变。稳定应该是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而非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曾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而受到关注。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关口。今年初推出《敬畏民意》一书，就如何创建和谐社会提出“善治”概念

改革、发展、稳定，新的时期需要新的共识

本报评论部：我们时代最需要凝聚什么样的共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自己的优先排列顺序。作为密切关注当代中国治理的政治学者，您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俞可平：我们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共识，这个问题非常好，很重要，值得大家思考、交流。

我认为，首先是改革共识。当前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克服这些挑战，任何否定改革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但还需认识到，改革需要向纵深推进，更加重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加重视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本报评论部：刚刚结束的十八大，把公平公正和民主法治建设作为今后五年的一个重点。

俞可平：我对此也很高兴。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更好实现公平正义，使全体国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从而使中国走上一条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之路。

第二个共识，是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苏式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式资本主义。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当然，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并未定型，还有许多挑战，强调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并不是忽视人类文明的共性。必须将中华文明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中华文明进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第三个共识，关于社会稳定。对处于社会巨大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稳定尤为重要。但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稳定观，改革传统的维稳模式，努力从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转为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从长远的根本利益来看，推进民主法治，扩大参与权利，既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是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增进共识，从善于倾听不同声音、协调各方利益开始

本报评论部：当下中国，价值观日趋多元，不同的声音、个性的表达丰富多样。有人说，多元乃繁荣之本，也有人说，多元会影响社会团结，进而影响一些改革举措。您的看法呢？

俞可平：观点多元甚至分歧冲突，是社会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很正常，正确加以引导，也可以成为推动社会更好变革的动力。

改革开放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迅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益。同时，利益分化也随之出现。他们各有自己的价值观，也需要有参与的渠道，从各自的角度影响决策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无权垄断真理，而应当更多倾听各种不同的社会声音。

本报评论部：去年，我们撰写的评论部文章里就提出一个观点，面对不同声音、不同心态，不仅要有包容心态，还要善于倾听沉没的声音。只有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团结，才能更好推动改革。

俞可平：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和群体的正当诉求还没有相应的表达渠道，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同一个重大问题，不同的利益群体往往会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不同的看法。

因此，应该着力于畅通利益表达机制，让不同的声音有合法的表达渠道。要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只有在不同声音碰撞、交锋中，才能逐渐形成社会共识。要健全利益协调机制，缩小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也使社会共识最大化。

民主与法治需要进一步推进。只有民主才能提供合法的制度管道，使社会各个利益群体都有权利和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也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使政府的政策更加公正地体现各个不同群体的利益。而法治则保证各个不同群体和个人在追求不同利益时有规可循，不致因利益冲突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也因此，政策的制定应当更加突出公共利益。特别是掌握权力的各级决策者，一定要把增加公共利益作为其首要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并且要有相应的制度和程序做保障。

责任编辑：gushi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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