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反“围剿”斗争

红军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恐惧和震惊。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7月，蒋介石先后调集重兵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方针，并逐渐形成了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先后共消灭敌人七万多，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1933年2月，蒋介石又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采取了毛泽东制定的红军的正确的作战原则，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3年9月，蒋介石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在这之前，中共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到瑞金，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他们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不注重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只知道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革命的某些经验；在军事上，他们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根本不懂军事，而李德也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到根据地后，极力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完全否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其结果，红军作战屡遭失败，损失惨重，根据地也越打越小，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可以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左”倾错误酿成的恶果。

七、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1935年6月中旬，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的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与实行战略转移至此的红四方面军会师。9月17日，陕甘支队一举突破甘南天险腊子口。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师。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中央红军的长征，终于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甘孜地区会师。随后，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颔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

八、遵义会议

1935年1月7日，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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